款识：一荷一叶西来意，八大当年见得无。我欲移家花里住，只愁秋思动江湖。先兄玉岑题赵半坡、郑曼青合作墨荷诗，耀先先生属为书之，庚午岁暮，壮暮翁稚柳，海上。

 款识：一荷一叶西来意，八大当年见得无。我欲移家花里住，只愁秋思动江湖。玉岑句大千居士写之时已卯二月也。

  谢家珍藏

 谢稚柳（1910－1997年）原名稚，字稚柳，后以字行。晚号壮暮翁，斋名鱼饮溪堂、杜斋、烟江楼、苦篁斋等。

西泠印社75周年纪念活动时部分老社员合影（前排右起：程十发、钱君匋、谢稚柳、沙孟海、王个簃、朱复戡、诸乐三、周哲文； 后排右起：郭仲选、孙晓泉、方去疾、商向前。）

     谢稚柳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世家，他爱好读书也爱书画，从私塾开始，课余便临习书法绘画。19岁那年，谢稚柳便告别父母到南京谋生，白天上班，晚上就在官署宿舍里临习古画。他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兄长谢玉岑来信，说结识了两位四川画家，皆才气横溢笔墨了得，邀他去上海一晤。谢玉岑说的便是张善孖、张大千。一读信谢稚柳的心就动了，周末便乘沪宁线客车前往上海。                                                                                                                                   

经兄长介绍，19岁的谢稚柳结识了30岁的张大千。当时张大千就喜欢这小弟了。张大千画了自画像请谢玉岑题诗，知谢稚柳也爱书画，欲请他也题诗，却被其兄拦住，说这点年龄怎么能落笔，以后是要好好向张大千学习的。因诗而书画，谢稚柳与张大千结缘。自此谢稚柳常常于周末乘车去上海，看望哥哥的同时，常与张大千谈诗论画，一来二去便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张大千称谢稚柳为“柳弟”。与张大千结交后，谢稚柳干劲大增。

1934年夏天，谢稚柳与张大千相约同游黄山，爬到一处险地名胜鲫鱼背时，巧遇与学生同行采风的徐悲鸿。经张大千引荐，谢稚柳与徐悲鸿也相识了。第二天，三人一起再登鲫鱼背，至避风处饮酒畅谈，大家谈画理诉追求，一起画黄山风景，几天的交游奠定了此后的友谊基石。

1933年，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精品分批南迁至上海加以保护，主持其事的马衡等人感到在上海的储存库房治安不佳，又决定在南京兴建朝天宫文物保存库。1936年12月，所有在上海的文物都转运到了南京库房。在社会各界呼吁下，南迁的故宫文物在南京举办了展览，一批南方少见的宋元名画吸引了当时很多书画家慕名观展。谢稚柳身在南京得地利之便，一有空就去看，让他看熟了许多名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谢稚柳随单位迁到重庆，并且与大书法家于右任成为同事。他和于右任、沈尹默、潘伯鹰等书法家交上了朋友，经常谈论书道和笔墨技法。在重庆期间，谢稚柳举办了两次个人画展，又去昆明和西安各展出一次。在西安，谢稚柳结识了精于鉴赏的收藏家张伯驹、潘素夫妇，并看到了其珍藏的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等，大大提升了鉴定素质。

抗战期间谢稚柳艺术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笔是他应张大千之邀奔赴甘肃敦煌作画史考古。谢稚柳按张大千开列的清单采购了所需之物，带着几大包东西乘长途汽车先抵达兰州，再换车至嘉峪关，然后雇驴车颠簸西行。经过满地碛石的戈壁滩，经过被历代边塞诗人咏唱过的玉门关，1942年初秋，谢稚柳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敦煌莫高窟。他受到了张大千、常书鸿等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谢稚柳在莫高窟盘桓一年有余。张大千每日起早摸黑点着油灯进洞窟临摹壁画，谢稚柳则研究莫高窟绘画艺术的风格流派及演变过程。他按前辈所编洞窟编号逐一考察研究，做了大量第一手的笔记。谢稚柳根据研究笔记编著了两本书《敦煌石窟集》和《敦煌艺术叙录》，成为研究敦煌莫高窟艺术与印度佛教关系方面的权威著作。1943年，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聘请谢稚柳担任教授，专题讲述敦煌壁画的学术考察。

从临习古画开始，经历了敦煌莫高窟考察，反复观赏故宫藏画，谢稚柳终于夯实了古画鉴别的扎实功底。他提出书画本身的不同风格，诸如笔墨、个性、时代性、流派等是鉴定的要素。这种科学方法在他以后近四十年的鉴定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期间，谢稚柳收获了爱情。陈佩秋22岁时从昆明来到重庆，考入国立艺专，在国画系苦读5年。陈佩秋与谢稚柳恋爱时，曾请教过艺专恩师郑午昌，他说：“谢稚柳艺品人品皆高，值得托付终身。只是他一介文人，两袖清风。”但陈佩秋看中的也正是他的才华与修养。

抗战胜利后，各单位要返回原地，徐悲鸿得到新的任命，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招纳吴作人、李桦、叶浅予、冯法祀等一批有才华的美术家执教，谢稚柳也在这份名单上。但张大千到了上海，陈佩秋也要去上海，谢稚柳婉拒了徐悲鸿的邀请。他们蛰居于一幢石库门民居，谢稚柳努力作画，那几年他的画艺提高极快；而陈佩秋结婚生子后仍然专心绘事。1949年后，两人双双进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开始大量接触古代字画，1956年，两人又被上海中国画院聘为画师。历代夫妇同善书画者，不乏其例。而能各成一格、并称艺苑者，谢陈伉俪是很少见的例子，被誉为当代的“赵管风流”。

从职业画家转而入上海文管会工作，是谢稚柳人生的一大转折。他以鉴定为主业，工作在文物收购和管理的第一线。现在上海博物馆所藏珍品书画，大多是经谢稚柳鉴定收购的。如唐孙位的《高逸图》、南唐董源的《夏山图》、南宋李迪的《枯木寒雀图》、宋人团扇及宋末元初钱舜举的作品。其它还有北宋郭熙的《幽谷图》、《古木远山图》、宋徽宗的《柳鸦芦荡图》、元代王蒙的《青卞隐居图》等。

1962年，他和张葱玉、刘九庵三人组成文物鉴定小组，对故宫和几大博物馆所收藏的历代名家字画进行鉴别。1983年，他担任组长，率领中国书画鉴定小组历时8年在全国范围内对现存古书画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考察、鉴定，并编印了《中国古代书画目录》。

1966年，他于香港《大公报》上连载《论书画鉴别》，是一篇系统性的鉴定学论文。从传统的鉴别方法，到鉴别方法的论证，到辨伪，特别是在对书画本身的认识一章中，谢稚柳精论迭出，显示出艺术家对鉴定的敏锐观察力。

谢稚柳在鉴定《游目帖》时，认为不是王羲之真迹，连唐摹本也不是，而是元人手笔，理由是《游目帖》的笔势与形体已具有赵孟頫的风格。他还能从某一画家的构图定式中点破天机，如对《茂林远岫图》的翻案。谢稚柳认为绝非李成之笔，而是出自燕文贵。他举出传世的燕文贵的四幅画：《溪山楼观图轴》、《江山楼观图卷》、《溪风图卷》、《烟岚水殿图卷》，指出它与《茂林远岫图》的一致性。谢稚柳在鉴定结论中写道：“试从山的形及其皴法，树木的形及其描法，水边的石及其铺陈，流泉的形及其墨的运成以及屋宇及其安排，无一不显示出一手的迹象。”

谢稚柳创造性地提出“性格说”。他认为鉴定的标准，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是它的本质。一个画家可以产生水准高的作品，也会产生低劣的作品。问题不在于标准高低、宽严，而在于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的认识。性格始终贯穿于优与劣的作品中，基于此，他认为对于书画作品出现特例时，即某一画家临时变换习惯性画风，或者是早年所作的不成熟样式等等，皆有可能不被迷惑，从而具有深邃的鉴别力。

书画实践和谢稚柳的望气性格使他的鉴定具有一种神奇性。王蘧常在《谢稚柳系年录》的序言中说：“君之鉴别古迹真赝，往往望气而知神遇于牝牡骊黄之外。鉴既定，如南山之不可移，人或不信，但久而后君言卒验，予曰君古迹之九方皋也。”对他的望气给予极高评价。

谢稚柳在鉴定中秉承两大原则，一是严谨的文献考证，二是接触实物积累大量的经验。两者同时兼顾，才不致将真看假，假当真。由广东省博物馆收藏，吴南生捐赠的北宋佚名画《群峰晴雪图》曾被判定为元代或明代作品。后来经谢稚柳鉴定，发现画面右下角有“熙宁辛”三字，证实为北宋熙宁辛亥年即公元1071年所作。他再通过笔墨技巧与风格，判定其画风完全具备北宋时代风格，为宋画珍品。此结论获得了其他鉴定小组成员的认可，《群峰晴雪图》现已成为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谢稚柳一生过眼真假文物无数。他总结道：对一件古人作品的真伪，如果采取严的态度，说它是假货，是伪作，那是很容易的事；要看真，要肯定它，是很费功夫的。特别是有争议的作品，更不能轻率地把它否定，打入冷宫。有时不妨多看几遍，多想一想，有的画是看了思索了若干年才决定的。有些画这一代人决定不了，让后来人再看。对画就像对人一样，要持慎重态度。

谢稚柳、徐邦达和启功三人齐名。时人多以艺术鉴定目谢，以学术鉴定目启，以技术鉴定目徐。

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谢稚柳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在与张大千的交往中，谢稚柳见识到了更多的古画，不断地汲取营养。他在古画的研习上，走了和张大千相同的道路——越学越远，从明清上溯至宋元。20世纪50年代，谢稚柳的画风已经成熟了。那时他学得最多的是郭熙和王诜，但画得更加精细，又糅合了一些董源和巨然的元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当年的柳弟终于修炼成了艺术大师。晚年谢稚柳更号壮暮翁，以表达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意。

“少耽格律波澜细，老去粗豪是本师”，这是谢稚柳回顾人生，总结其纵览画史，参悟造化的真知灼见，也为后世学人开启了门径。

 来源：美术报

     作为名画家的谢稚柳，山水、花鸟、人物俱擅，尤以山水、花鸟最为特出，其涉猎山水虽晚于花鸟，但成就颇大，他的山水从五代的江南画派入手，再转到宋元画风，晚年更创以落墨法，迥出新机。由于谢老为书画鉴赏大家，这使他有条件接触大量古代名作，从名迹中吸收精华，转化为自己的艺术语言反映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这套画在金笺上的十二开山水册页是谢稚柳在乙丑（1985年）所作，其时的谢老年已75岁。此部册页因画在金笺之上而显得气派非凡，金碧辉煌的底色之上，繁复的皴擦点染和淋漓的泼彩泼墨交替进行，五色斑斓的色彩和浑厚华滋的水墨频频转换，画家以其锦心妙手浓写春情，淡抹秋意，四季湖山，尽收入册中，为谢老的艺术生涯平添了一段旖旎风情。   　　

    通览整部册页，布局严谨，气象万千，既有对宋元遗风的全面继承，又有对江南云水烟峦的深刻生活体验;既有泼墨挥洒的宏大气魄，又有精妙入微的细腻笔触，可见作者深厚的学养和高超的画技。层次丰富的烟岚变幻莫测，山头以青绿色作大色块的渲染，又以浓淡相间的泼墨做墨色对比，江南天气的风雨晦明变化于瞬间，自古画家以在金笺上作画为难事，因为金笺不仅质地光硬难上色墨，而且金光耀眼有伤目力，因此谢老在整本金笺册页的大胆落墨绝非常人所能为。   　　

    且让我们展读此册各开细读，但见云层变化之下巉岩绝壁，山峦奇伟，数株红树鲜艳娇丽，凸显在画面的中心位置，格外引人注目。同样，近处山峦之上的古松和稍远处草亭画得一丝不苟。令人惊叹的是在大气磅礴的大画面中，竟然将崖壁瀑布旁丛生的小竹也画得十分精致，足可见画家既有挥洒自如的大胸襟，更有小处着墨之精细严谨，大家风范，可见一斑。   　　

    我们再纵览画面构图，在草亭中可以瞭望空旷的远山，在绝壁丛竹间可以听到喧哗的瀑声。风静，云低，山峦耸峙，苍松恣肆，红叶鲜丽。一切是那么的静谧。就在这静寂之中，可是远山之上青翠欲滴，画家给我们又营造了山川欲雨的紧张气氛，这一切正是这幅画的绝妙之处。寓静谧于大自然的动态之中，静极反动;动孕于静中，动极而山雨欲来，正是画家构思的奇特之处。  　　

    落墨法是谢先生取南唐遗法而首先运用到花鸟画中，其后在山水画中也有娴熟运用和表现。先生纵笔放浪，彩墨交融，意境丰富，耐人寻味。构图简约而脱俗，循古而又创新，给予我们丰富的艺术享受，这只有谢老这样的大家手笔才能为此！   　　

    谢先生髫龄学画，早年师法陈老莲，后上溯宋元诸家，后又追随张大千精研敦煌壁画。画面呈现了浪漫的诗境，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了极致。张大千当年曾经说过，天下有两个半画家，一个是自己，一个是谢稚柳，半个是谢玉岑，(原文有误，应该是“中国当代画家有两个半，一是溥心畲，一是吴湖帆，半个是谢稚柳，另一半是已经故去的谢稚柳之兄谢玉岑。”（见郑重的《谢稚柳传》）可见张大千对这个小老弟的器重和赏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套册页所表现得那样，先生淌漾于烟云之间，粗豪放浪中尽见精微妙诣，浪漫典雅的节奏表现得淋漓尽致，张大千对谢稚柳当年的赞誉实不虚耳。   　　

    此册落款书法秀劲遒肆，有张旭之风，用章多出自吴子建之手，书、画、印相得益彰，耐人寻味。引首有陈佩秋先生题识“江山粹美”四字，陈谢夫妇书画双绝，珠联璧合，无愧“当代管赵”之誉，无疑又给这部佳册增色不少。   　　

    作为海派画坛的执牛耳者，谢稚柳先生的画作长期受人追捧，此部谢老的金笺山水大册定会金光耀眼，引得英雄竞折腰！

转自：中国文物网 http://www.marinobao.com/article/201742/297400.html

谢稚柳（1910—1997年），原名稚，字稚柳，以字行；晚号壮暮翁，斋名鱼饮溪堂、杜斋、烟江楼、苦篁斋等。江苏常州人。儿时受教于江南学者钱名山，十九岁时倾心陈老莲画风。其后直溯宋元，取法李成、范宽、董源、巨然、燕文贵、徐熙、黄筌及元人墨竹，并赴敦煌研究壁画。著有《水墨画》、《鉴余杂稿》等。出版有《谢稚柳画集》、《谢稚柳·陈佩秋画集》等。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顾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张大千（1899年—1983年），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下里巴人等，斋名大风堂，四川内江人。我国著名绘画大师，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早期专心研习古人书画，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张大千（前排中）与谢稚柳（前排左）、陈巨来（前排右）等友人合影（摄于1948年）

既是挚友的幼弟，张大千自然也将谢稚柳当做弟弟看待，亲热地称他为“柳弟”。此后，二人常相聚晤谈，畅言艺事；而谢稚柳也在与张大千的频繁交往中，开阔了不小的眼界，大大提升了艺术的修养。

1934年夏，谢稚柳与张大千同游黄山。行至一处名胜——“鲫鱼背”时，见有人爬行而过；张大千说此处甚险，还是不过为妙。孰料，正当谢稚柳犹豫之际，张大千却已翩然捷足而逾。谢稚柳自然不甘落后，也轻松走过。正此时，他们巧遇了率学生游览黄山的徐悲鸿。张大千与徐悲鸿旧识；于是，经张氏引荐，谢稚柳与徐悲鸿也相识了。翌日，三人再度相约同登鲫鱼背，共觞雅聚。至40年后，谢稚柳犹忆起当年黄山壮游的情形，将它记录在了《苦篁斋落墨山水并序》中，并赋诗一首曰：

天风吹袂鲫鱼背，迎客蓬莱不遇仙。
千峰百嶂阅太古，触雾凌云已少年。

艺坛结缘，此情此景，高山仰止，不禁令人欣羡。

《临赵孟俯秋林载酒图》 1947年作（谢稚柳跋）

此幅《临赵孟頫秋林载酒图》作于1947年春的北平颐和园。 之前一年多时间里，张大千在北平陆陆续续购得不少五代、两宋及元代的名迹，使其在画史中尽情吸收古人笔墨的养份。此画在用笔上，不论山石枝干、松针夹叶、屋宇舟船、流泉波纹都尽显南宋院体遗风，隽秀而劲挺。画中高士、童仆数人，神情闲雅，线条流畅，称得上是张大千中年时期的代表佳作。谢稚柳在观此画后，于1984年为此画题跋，不仅是对张大千精湛画艺的崇赞，亦足显二人之深厚友情。

1935年，谢玉岑病重，离开上海返家乡常州养病，谢稚柳一直陪侍在侧；此时的张大千也迁居至苏州网师园，但每隔旬日亦会前往探视。病榻前，三人仍谈诗论画，交流趣事，甚为相得。而每番探望，张大千也必挥墨作画以馈挚友。谢玉岑喜食水果，但病笃已不可进食，故张大千常画水果相慰。虽疾病缠身，可谢玉岑却也乐享这段与亲友们的欢愉时光。只可惜，美好总是短暂的，是年3月18日，谢玉岑不幸病逝，终年37岁。谢玉岑临终前以爱弟相托，大千时言：“你我交情如同胞手足，你的弟兄就是我的弟兄。稚柳有兴趣学画，我一定尽我所知指点他，不必列名于‘大风堂’；手足之情，不更胜于师弟之谊？”而张大千此后也果然履行了对挚友的承诺。

谢稚柳的兄长、著名词人、书画家谢玉岑（1899—1935年）

谢玉岑去世后，谢稚柳与张大千的交往更形紧密。

1936年1月，应张大千之邀，谢稚柳往网师园小住。期间张大千作《黄水仙花》一幅以赠，并题诗曰：

黄水仙花最有情，宾筵谈笑记犹真。

剧怜月暗风凄候，赏花犹有素心人。

谢玉岑在世时曾为张大千另一幅黄水仙花题写绝句，而这件为谢稚柳复作的《黄水仙花》，乃是以此萦怀故友也。

谢稚柳 《槲树啼猿图》 1947年作

张大千于1964年为谢稚柳旧作《槲树啼猿》题诗：“别来岁岁滋烟尘，画里啼猿怨未申。天下英雄君与操，三分割据又何人。”在张大千心中，谢稚柳是少有的能与自己在画艺上颉颃雁行，并驾齐驱的画家。这不仅是对谢稚柳艺术的高度赞赏；也足见两人情谊之深厚，非同一般。

1937年春，在南京参加完第二届全国美展的开幕式后，张大千与谢稚柳、方介堪、黄君璧、于非闇等好友相约，乘兴同游了夙慕已久的雁荡山。诸公徜徉于奇山异水间，流连了数日，又合作《雁荡大龙湫图》一幅。其时诸人皆无印在身，方介堪乃急就了一章，曰“东西南北之人”，钤于画上（张大千曾在同年另作《雁荡西石梁瀑布》的题跋中记述此事，写及同游各人皆来自不同地区，“蓬莱于非闇、南海黄君璧、武进谢稚柳、永嘉方介堪”，而自己则是四川人，故曰“东西南北之人”）。今时今日，诸公早已风逝云消，惟当年于铁城嶂前一照尚存，却也是艺坛一段颇为人称道的佳话。
 

1937年，张大千（左四）、方介堪（右四）、于非闇（右三）、黄君璧（右二）、谢稚柳（右一）等友人同游雁荡山合影

此处插叙一旧闻：张大千曾以所藏清代金农之《风雨归舟图》换回了徐悲鸿旧藏的传世之宝——五代董源《溪岸图》。这其中据说也是谢稚柳为二人牵线搭桥，当了一回“红娘”——

董源（传） 《溪岸图》 五代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1938年秋，徐悲鸿随中央大学客居重庆，适巧谢稚柳亦西迁在重庆居住；而张大千为避日方委职，则隐居在不远的青城山。当听说徐悲鸿来到重庆，张大千立马便赶来了。三人再度相聚，清游谈艺，击掌言欢，一诉阔别之情。

徐悲鸿有两件宝贝：一件是《八十七神仙卷》（1937年从一德籍人士手中购得）；而另一件则是五代董源的巨帧山水——《溪岸图》，徐悲鸿得之于广西阳朔，十分得珍爱，视之为“天下第一北苑”。张大千听说后，也非常想得到《溪岸图》，可不好意思直接跟徐悲鸿说。于是，他找到谢稚柳，请谢来当“红娘”，为其斡旋；谢稚柳也欣然领命。果然，经谢稚柳的牵线，徐悲鸿大度地将《溪岸图》交由张大千带回了四川。自此，《溪岸图》一直被保存在张大千处。一晃几年过去，1944 年徐悲鸿又同意张大千的请求，将《溪岸图》与张大千收藏的一幅清代金农的《风雨归舟图》作了交换。最终，两人各偿所愿，皆大欢喜，这之中不得不说应有谢稚柳从中斡旋的功劳。

金农 《风雨归舟图》 清代 现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

徐悲鸿曾于1950年为《风雨归舟图》题写跋文，也记载了与张大千易画之事，并对此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写道：“此乃中国古画中奇迹之一，平生所见若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宋人《雪景》、周东邨《北溟图》，与此幅可谓现世界所存在中国山水画中四支柱......1938年秋，大千由桂林挟吾巨帧去。1944春，吾居重庆，大千知吾爱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遂托目寒（张目寒）赠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画品为重，不计名字也。”

不过，若说到谢稚柳与张大千的种种交往，最为人熟知的，则莫过于二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敦煌的那段往事——

1941年3月，张大千携家眷及学生数人抵赴敦煌莫高窟。
　　

同年秋，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也正在西行视察的途中。在得知张大千的行踪后，他专程转赴敦煌，与张大千共度中秋。于右任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促动敦煌艺术之保护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而谢稚柳于1942年的敦煌之行也正是发源于此。

1942年，张大千几次去函促谢稚柳赴敦煌帮助他整理和研究莫高窟的相关资料。当时，谢稚柳正担任于右任秘书，且刚接受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的聘任，兼职艺术系的教授。接到来信后，谢稚柳得到了于右任的鼎力支持；而徐悲鸿也答应他的课可先由别人兼代；至此，谢稚柳如约只身赶赴敦煌。他在后来《敦煌艺术叙录旧序》中也写道：“1942年秋，予自重庆北游敦煌，观于右室，居此凡一载。”
 

谢稚柳著 《敦煌艺术叙录》

两位老友在漠北重逢，喜悦之情难以尽述。每日朝夕相处，共研敦煌艺术瑰宝。两人在敦煌一待就是整整一年多的光景,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所有石窟的编号工作,详细研究了每个石窟的形成年代、壁画样式和艺术风格；并将尺寸大小和名称都一一测量记录下来。张大千还完成了对敦煌276幅壁画的临摹工作。其中183幅由家人在解放后交由成都四川博物院代为保存；另有62幅则带到台湾,捐献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而谢稚柳此行的目的与张大千有所不同，非为临摹，纯为研究。他每日清晨即进窟测量记录，下午整理资料。日复一日，极为枯乏单调。唯有骑马疾驰乃是仅存的乐趣。谢稚柳回忆起这段日子曾有这样的描述：“冲风成阵，茎草不滋，黄沙弥望，广漠几千。既居久，无所取乐，常联十余骑驰骋其间，沙风如虎，半日曝野，面色成焦墨，引以为一乐。”

1943年年中，结束了敦煌壁画的考证和研究，谢稚柳和张大千结伴回到四川。张大千回到成都昭觉寺继续整理和完成未竟的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谢稚柳则回到重庆，遵张大千嘱托，整理和誊写20万字的《敦煌石室记》。不久，《敦煌石室记》及《敦煌艺术叙录》得以出版，这成为了我国早期研究敦煌艺术十分重要的学术著作；而此书也恰恰成了两位大师真挚友谊的宝贵见证。

1944年3月，张大千在日记中写道：“十二日，今日为三嫂生日，事多，尧未设供。午后君墨来。又得稚柳书云石室记即将抄毕。”记述了谢稚柳为张大千抄写《敦煌石室记》一事。

1949年张大千远走海外，期间辗转多国，最终在台湾定居；自此与谢稚柳天各一方。三十多年间，两人虽不曾相见，音信却未曾断绝。据高阳先生《梅丘生死摩耶梦》（中华书局 1988年版）书中记载，1964年，张大千旅居巴西时，曾用英国某地产黄牛的耳内毫毛制笔。这种毫毛，大约要2500头牛才能采集到一磅，可谓真正的“九牛一毛”。当年张大千也是托了人情、花了重金才好不容易弄来一磅，带到东京，请全日本最有名的两间制笔坊——玉川堂和喜屋负责督造，精挑洗选，才仅制得50支；笔杆上则刻“艺坛主盟”的字样，意即制笔用的是牛耳毫，执此笔者当然也如同“执牛耳”。一语双关，实显此笔之弥足珍贵。

“艺坛主盟”牛耳毫笔

笔制成后，张大千对此非常得意。但这笔既为“执牛耳”者，切不能留为己用的。于是，张大千将这些象征美好寓意的珍贵礼物分别赠给了他最珍视亦是自己认可的可配得上此笔的好友们。他送给了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台湾国军儒将黄达云、著名摄影家罗寄梅，也送了一对给多年的老友谢稚柳。可是，笔到国内时，正逢文革，这对笔就被封存在了上海博物馆。直到1974年，政策稍解，谢稚柳始才领回了这对大千相赠之物。阔别十年，谢稚柳心有感慨，特作了一首《张大千寄赠牛耳毫笔》诗，诗曰：

十年风腕雾双眸，万里思牵到雀头。

豪气何堪摇五岳，墨痕无奈舞长矛。

蛮笺放浪霞成绮，故服飘䬙海狎鸥。

休问巴山池上雨，白头去日苦方遒。

这确是谢稚柳的真情实感。与大千一别，期期数十载；如今得大千赠笔，睹物思人，念及过往恩情硕硕，怎教人不声涕俱下。在谢稚柳的心里，他总期待着能有与张大千再会的一日，只叫造化弄人，直至张大千去世，两人也再没有见上一面。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病逝，终年85岁。谢稚柳闻噩耗至，不禁悲从中来，赋《悼大千》七绝一首，曰：

应悔平生汗漫游，老亲乡土泪难收。
何时脉脉双溪水，并向金牛坝上流。

同月，谢稚柳又在上海主持“上海书画界悼念张大千大会”以及“张大千遗作展”，将昔年大千私赠的《荷花》、《泼彩山水》等佳作均一一展出，以寄对故友的哀思。此后，谢稚柳撰《巴山池上雨，相见已无期——悼念张大千》一文，分别在上海、香港刊登发表。

1997年6月1日，谢稚柳去世，两人数十年的情谊即成千古绝响。谢稚柳与张大千情同手足，在二人几乎萦绕一生的倾盖相交里，有太多的故事变成了传奇。雁荡山上猿啼鹤唳、莫高窟前万里飞沙、青城山中幽壑绝壁，此刻都化作过往烟云；而如今的我们或许只能在那些觥筹交错所留下的书画中，依稀捕捉他们谈诗论画的身影了。

        谢稚柳先生是我国数得上的几个著名的艺术大师之一，20年多前我有幸与谢老有一段交往。承蒙他不弃，还题写了苍劲老辣的“艺术精神”四字赠我。

谢稚柳题：乙酉暮春为三水陆兄丹林制图弟稚柳。

张大千题：要如章侯迹已陈，别开新境与传神。英雄只坐青梅下，割据三分少一人。丹林世兄示稚柳命题喜拈二十八字。丙戍秋于海上，弟张爰、

此画是1944年谢稚柳为陆丹林画，张大千题于1945年。

　    70余件绘画精品，市值过亿。记者获悉，谢稚柳、陈佩秋夫妇书画联展将于27日在常州博物馆隆重开幕。

　　谢稚柳出生于常州的书香世家，是近现代著名的书画家、书画鉴定家与美术史论家，曾数次将自己创作的书画作品和珍藏的先师钱名山的数件遗墨捐献给家乡。谢稚柳年少时曾随江南大儒钱名山在常州东郊寄园攻习经史书画。他的绘画从陈洪绥入手，上追宋元名绘，又曾与张大千共赴敦煌精研莫高窟壁画，并重师法造化，山水、花鸟、人物皆善，一生画风几经变化，或工整清丽或沉雄豪迈。

　　谢稚柳与陈佩秋伉俪的艺术成就可谓并称卓著，既相沫濡染而又自立门户。此次展览汇集了二人各个阶段的绘画精品70余幅，其中《沙洲梨花》是谢稚柳早年师法陈老莲画风的佳作；1960年的《海棠白头》、《荷花双雀图》则是他花鸟画风成熟后的精品。陈佩秋1996年的《明河芳树》、2006年的《金风秋叶》、2008年的《山居图卷》，都是她融合中西之长的精美佳作。据主办方介绍，70余件作品，目前的市值超过了1个亿。

　　展期于2014年2月26日结束。

                                       （谢稚柳画   张大千题诗）

         三代知交
　　
　　谢稚柳与张大千两位画家的交往，始于1929年。这一年，谢稚柳由族叔谢仁冰推荐，到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从事档案管理工作。其时，谢稚柳的兄长、著名词人谢玉岑正在上海南洋中学执教，与张大千和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孖同住西门路西门里，仅有一壁之隔，彼此相识相知。谢稚柳由南京去上海看望谢玉岑，自然便与张大千相识了。
　　
　　1934年夏，谢稚柳与张大千同登黄山。行至黄山险峻鲫鱼背，见有人爬行而过，张大千说此处甚险，还是不过去为妙。哪知，正在谢稚柳犹豫之际，张大千却已翩然而过。谢稚柳自是不甘落后，也轻松走过。此时，他们巧遇率学生游览黄山的徐悲鸿。张大千与徐悲鸿熟识，于是，经张大千介绍，谢稚柳与徐悲鸿也相识了。次日，两人与徐悲鸿又同登鲫鱼背。40年后，谢稚柳犹忆起黄山壮游，作《苦篁斋落墨山水并序》，其中有诗曰：
　　
　　天风吹袂鲫鱼背，
　　
　　迎客蓬莱不遇仙。
　　
　　千峰百嶂阅太古，
　　
　　触雾凌云已少年。
　　
　　黄山游后不久，张大千在北平举办个人画展，客居颐和园昆明湖畔听鹂馆约半年。时谢玉岑身染肺结核，愈益想念远方的知交张大千，于是赋诗一首：
　　
　　半年不见张夫子，
　　
　　闻卧昆明呼寓公。
　　
　　湖水湖风行处好，
　　
　　桃根桃叶逐歌逢。
　　
　　吓雏真累图南计，
　　
　　相马还怜代北空。
　　
　　只恨故人耽药石，
　　
　　几时韩孟合云龙。
　　
　　1935年初，当这首《怀大千宣南》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发表时，谢玉岑已离开上海返回家乡常州养病。谢稚柳这时则离职守护。张大千也迁居苏州，每隔旬日亦前往探视。每次探视，张大千必泼墨作画以慰老友。谢玉岑喜食水果，但因病不可进食，故张大千所画多为水果。
　　
　　病榻前，三人谈诗论画，交流趣事，甚为相得。谢玉岑虽缠绵病榻，却也是难得的欢愉时刻。可惜在这年的3月18日，37岁的谢玉岑即告病逝。
　　
　　在弥留之际，谢玉岑将先天失聪的聋哑长子谢伯子托付于张大千。据郑逸梅《艺林散叶》记载：“谢伯子虽病哑，却极颖慧。张大千赠以画稿甚多，伯子临摹之，居然大千也。”谢伯子深得张大千神髓，也曾远赴敦煌临摹写生，是为名画家。启功先生曾为谢伯子画册题诗赞曰：“池塘青草谢家春，绘苑传承奕世珍。妙诣稚翁归小阮，披图结会似前尘。”
　　
　　谢玉岑病逝前三年，其妻钱素蕖即已去世。当时，谢玉岑曾请张大千画一百幅白荷花以悼念妻子，张大千慷慨应允。谢玉岑为此刻印一方：“孤鸾室发愿供养大千居士百荷。”
　　
　　值谢玉岑逝，张大千为之画荷四幅，供奉灵前。谢稚柳知兄长素喜大千画作，又在灵堂内张挂大千墨宝近百幅。
　　
　　入殡那天，张大千亲扶灵柩送葬，并题“江南词人谢玉岑之墓”，竖碑谢玉岑墓前。
　　
　　谢玉岑病逝后，谢稚柳与张大千的交往更形紧密。1936年1月底，谢稚柳应张大千之约，往苏州网师园小住。张大千画《黄水仙花》，并题诗相赠：“黄水仙花最有情，宾筵谈笑记犹真。剧怜月暗风凄候，赏花犹有素心人。”之前，谢玉岑有题张大千作黄水仙花绝句，此次续作黄水仙花，乃是萦怀故人也。此画在战乱中散失，却在改革开放之初失而复得。一收藏者言，此画为其所购。谢稚柳乃以新作交换珍藏。
　　
　　抗战事起，西迁峻急。张大千于乱离之中，西返成都之前，在上海留下大量画作供谢伯子临摹习作。
　　
　　1941年，适逢谢玉岑逝世5周年，张大千虑及谢玉岑遗孤生活艰难，即赠600银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嘱托：“如尚未筹得，可先于弟润资中为偿之，但不令稚柳知之可也。”
　　
　　对于张大千的义举，谢伯子的外祖父钱名山曾吟诗致谢：
　　
　　远寄成都卖卜金，
　　
　　玉郎当日有知音。
　　
　　世人解爱张爰画，
　　
　　未识高贤万古心。
　　
　　谢玉岑、谢稚柳昆仲与张大千的知交，不仅延续到下一代，而且可以上诣到上一代。张大千的恩师、民初著名书法家曾农髯，与谢玉岑的岳父钱名山，不仅同为光绪廿九癸卯进士，被称誉为“同年”，而且两人同为民初著名书法家，两人的亲密友谊更以弟子们的知交多了一层浓郁的亲情。此诗书画情堪称三代知交。
　　
　　敦煌之行
　　
　　1938年，抗战西撤中，谢稚柳客居重庆。此时，张大千也离开旅居的北平返回故里，宿于成都青城山。谢、张在重庆相晤时，张大千送给谢稚柳在离开北平前所作自画像扇子，上题一首调寄“浣溪沙”词：“十载笼头一破冠，峨嵋不畏笑寒酸，画图留与后来看。久客渐知谋食苦，还乡直觉见人难，为谁留滞在长安。”此词披露了张大千为何匿居深山的心迹。
　　
　　1940年10月，张大千行赴敦煌。在陕西境内时，得知二哥张善孖的死讯后，又返回重庆。办完丧事，张大千在谢稚柳家中作写意《荷花》，画未完即去。42年后即1982年，谢稚柳将张大千的未完稿补成，并题记曰：“庚辰十月，大千以其仲兄善孖之丧自成都来重庆，住予大德里寓楼，灯下试缅甸纸作此一图，未竟而去。匆匆已四十三年，东西流转，此图遂失所在，三年前偶从乱纸中捡得之，如逢故人，予与大千别且三十四年，流光容易把人抛，曾作诗云‘休问巴山池上雨，白头去日苦方遒’。顾瞻此图，惜其未竟，因为足成之，以付装池，不独出于相知之情，亦珍惜故人笔墨之意，使他日如相见，披图供上，为一解颐。壬戌十月壮暮翁时年七十有三，大千八十有四矣。”
　　
　　在四川蛰居了一个冬天，1941年3月，张大千带领家人以及学生数人抵赴敦煌莫高窟。
　　
　　同一年的秋天，当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西行视察途中，专程转至敦煌，并与张大千等共度中秋。此行促动了敦煌的保护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谢稚柳1942年的敦煌之行也发源于此。
　　
　　1942年，张大千几次信促谢稚柳去敦煌与之做伴。其时，谢稚柳正任于右任秘书，且接受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的聘任，兼职艺术系教授。于右任力促谢稚柳前往敦煌，徐悲鸿也答应他的课先由别人兼代。谢稚柳在《敦煌艺术叙录旧序》中记载：“1942年秋，予自重庆北游敦煌，观于右室，居此凡一载。”
　　
　　两位老友重逢敦煌，喜悦之情难以尽述。但看到张大千在几无光线的洞窟中，爬梯上下，有时还要匍匐在地，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执笔，临摹壁画实在吃力，谢稚柳心中不忍。他向张大千建议：“你如此做太过劳累了，是不是由你来勾勒人物的线条，让你的学生和喇嘛画师为你着色好一些？这样既能保证质量，又能加快速度。”张大千听从了谢稚柳的建议，临摹速度加快不少。
　　
　　谢稚柳敦煌行的目的与张大千不同，非为临摹，纯为研究，这也符合他艺术系教授的身份。谢稚柳每日清晨即进窟测量记录，下午整理资料。日复一日，极为单调。骑马疾驰乃唯一的乐趣。谢稚柳有这样的描述：“冲风成阵，茎草不滋，黄沙弥望，广漠几千。既居久，无所取乐，常联十余骑驰骋于其间，沙风如虎，半日曝野，面色成焦墨，引以为一乐。”
　　
　　如果说大自然的严酷尚可忍受，但人为的阻难就让人耿耿了。
　　
　　一天，一位着长衫的政府职员来到敦煌，递给张大千一封电报。
　　
　　这是一封国民政府行政院拍给敦煌县政府的电报。此电用语尚属婉转，电文谓：“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饬敦煌县县长陈，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
　　之所以有此电，于右任当年考察时的随员、当地人窦景椿在后来所写《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中，回忆说：“适有外来游客，欲求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张大千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
　　
　　对于当时的情景。窦景椿描述道：“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及驻军师长马呈样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张大千为之编号20窟——笔者注），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睹。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因年久腐蚀之故。”
　　
　　张大千虽不避讳此事，但没有提及于右任在场。他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叙述说：“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对于张大千是否破坏了敦煌壁画，一直是一个争论的话题。1981年3月，谢稚柳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说：“我到敦煌之前，这两幅壁画的外层，已经给张大千打掉了，所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打掉的过程……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谢稚柳还评价说：“这幅壁画对考据唐代艺术帮助很大。”
　　
　　在敦煌，谢稚柳也给了张大千很大的帮助。1943年，谢稚柳不仅为张大千撰写了《〈莫高窟记〉自序》，而且谢稚柳所记101窟至150窟资料，也被张大千需索为《莫高窟记》的资料。在这年的七八月之交，谢稚柳与张大千结伴离开敦煌，由陕入蜀，在四川境内分途去了重庆与成都。
　　
　　离别敦煌之前，张大千挥毫为谢稚柳画了一幅荷花。谢稚柳题诗其上：
　　
　　来时杏柳绿当风，
　　
　　去日梨花雪满丝。
　　
　　静对莫高山下窟，
　　
　　虚拎画笔泣神工。
　　
　　此次敦煌之行，张大千所临摹的作品为276件，更为重要的是敦煌壁画对张大千画风的影响，以及这批画作的不断展出所引起的对敦煌艺术的关注。谢稚柳的收获是，根据在敦煌所作的研究与笔记编著了《敦煌石室记》和《敦煌艺术叙录》两本著作，这两本书已成为研究敦煌艺术与印度佛教关系的奠基性著作。因此，张大千与谢稚柳均被后人尊为敦煌学的奠基人。
　　
　　1945年10月14日，乃旧历重阳，画家叶浅予画成《游戏神通》（后易名为《大千诸相》）之一的《丈二通景》，描绘了张大千敦煌临摹的情景。谢稚柳图题曰：“大千伏地写莲花丈二通景屏，其左持水盂者为其女子子拾得，右鞠躬捧研者其男子子罗罗，袖手旁观昭觉寺方丈定慧，张目决皆两手插裤袋，则制图者叶浅予也。乙酉重阳稚柳注。”
　　
　　这一年，谢稚柳往访张大千。张大千请谢稚柳在自画小像上题笔。谢稚柳遂题诗一首：
　　
　　自写龙文夭矫枝，
　　
　　苍髯坐阅老松姿。
　　
　　颸然堂上清风发，
　　
　　何况相逢执手时。
　　
　　真情难断
　　
　　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谢稚柳与张大千共居上海，并曾合绘画作。也就是在这一年，两人分别后再未能相见一面。
　　
　　30多年中，两人的交往虽都在时空阻隔中，但情谊的色彩并没有被时光消减。1964年，张大千辗转在谢稚柳早年画作《槲树啼猿》上题诗：
　　
　　别来岁岁滋烟尘，
　　
　　画里哀猿怨未深。
　　
　　天下英雄君与操，
　　
　　三分割据又何人。
　　
　　1969年，张大千七十大寿，特在日本定做了牛耳毫木制笔及牛耳毫竹制笔。木制笔管上书绿色字“艺坛主盟”，红色字“己酉四月高诚堂特选牛耳毫特制恭介大千居士七十大庆”；竹制笔管上书蓝色字“艺坛主盟”，红色字“大千居士七十大庆”，绿色字“己酉四月玉川堂特选牛耳毫特制恭介”。这是张大千旅居巴西期间，特地托人花重金收购了一磅牛耳绒毛作为笔毫。据说，这一磅牛耳毛，是从5000头牛耳中选出。制成的毛笔成品仅有50支，所花加工费却有700美元。
　　
　　此笔之所以命名为“艺坛主盟”，用张大千的话说就是：“既然用的是牛耳毛，用此笔如同执牛耳。”当然，这其中也暗含着张大千对自己在画坛地位的自许以及受赠者的期许。张大千曾为此笔专门赋诗一首：
　　
　　雄狮百胜恣横行，
　　
　　执耳升坛众与盟，
　　
　　所向从来无劲敌，
　　
　　敢从纸上笑书生。
　　
　　10年后，谢稚柳才得到张大千从海外辗转托人转送的两只牛耳毫笔。其他所得者，为毕加索、“儒将”黄达云、罗寄梅（民国时期著名摄影家，曾赴敦煌拍摄张大千临摹照）夫妇。
　　
　　谢稚柳在1983年5月初发表的《巴山池上雨，相见已无期——悼念张大千》一文中写道：“当十年以后我收到这两支笔时，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写下了这首诗：十年风腕雾双眸，万里思牵到雀头。英气何堪摇五岳，墨痕无奈舞长矛。蛮笺放浪霞成绮，故服飘摇海狎鸥。休问巴山池上雨，白头去日苦方遒。”
　　
　　1979年11月，谢稚柳接得张大千来信：“稚柳吾弟：顷者应流兄来摩耶精舍，闻弟中风（不确，乃传闻——笔者注），至为不安，爰亦衰病，步履维艰，索性尚可操笔，不至饥饿。老年弟兄一别遂至三十载，何时始得风雨联床耶，望万万自重。”
　　
　　随信转来画作《落花游鱼图》。
　　
　　1980年6月，张大千绘赠谢稚柳、陈佩秋伉俪《泼彩山水》横幅，由香港收藏家赵汉钟带到上海转交。这年的8月，谢稚柳所撰《张大千的艺术》一文发表。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病逝，终年85岁。谢稚柳赋《悼大千》七绝一首：
　　
　　应悔平生汗漫游，
　　
　　老亲乡土泪难收。
　　
　　何时脉脉双溪水，
　　
　　并向金牛坝上流。
　　
　　同月14日，谢稚柳在“上海书画界悼念张大千大会”上致辞哀思故友。23日，谢稚柳又主持“张大千遗作展览”，私赠《荷花》、《落花游鱼图》、《泼彩山水》等佳作均参展。5月初，谢稚柳所撰《巴山池上雨，相见已无期——悼念张大千》文分别在上海、香港刊出。

　　1997年6月1日，谢稚柳去世，两人的情谊即成绝响。但谢稚柳、张大千之间的诗书画情，已长留在件件墨宝之中，而收藏的真义实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