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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秋禊雅集图》

 

 

       张大千《秋禊雅集图》赏析 “雅集”,是中国历代文人名士以诗会友、以画达意,进行园林宴游的一种集会。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因提倡玄学清议,隐逸山林结为竹林之游,开文人雅集的历史端绪。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记载了魏晋名士“兰亭修禊”、“曲水流觞”的雅集活动,传为千古美谈。“修禊”作为魏晋时期固定于阴历三月上旬举行的祈福活动,以水边嬉游来消除不详。后世文人出于对魏晋风度的向往,纷纷以“雅集”的形式效仿之,来进行弹琴赋诗、题石作画、谈禅论道等活动。文人雅集也因其丰富的文化象征性,而成为历代画家乐于表现的题材,它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又是对文人之间聚散离合的情感抒怀。在古代的“雅集图”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北宋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此后,元明清的文人画家也多写“雅集图”,来追慕和象征文人高雅的精神气质。 在民国,古风盎然的“雅集”依然为文人士子所崇尚,各种书画社团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定期举行书画集会,切磋艺事,互为交游。1933年,“正社书画会”成立于江苏苏州,由吴湖帆、陈子清、彭恭甫、潘博山等四人发起组织,张大千也为该社的成员之一。在同年中秋前昔,于苏州惠荫园举行诗词书画的雅集盛会,吟诗作词、对酒高歌、观园赏棠,成为近代文苑艺林中的盛事。对于这次“雅集”的记载,有号称“江南才子”的范烟桥和常州词人谢玉岑的文章诗词传世,张大千也效“兰亭秋禊”的典故而作《惠荫园秋禊图》加以纪念。此后,张大千绘制过多幅“秋禊雅集”的作品,并在抗战时期迎来了这种“雅集”题材的创作高峰。 此帧《秋禊雅集图》作于1944年,此时张大千已完成历时两年的敦煌之行,并积极往返于成都、重庆作“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巡回展览。在此期间,张大千名声大噪,广为交游集会,构思了多幅以“雅集”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尤以1945年在成都昭觉寺创作的八屏《西园雅集图》为集大成者。可以想见的是,从张大千早期作《惠荫园秋禊图》记录在苏州惠荫园中的文苑盛会,到抗战时期借“西园雅集”题材来抒发自己对故人交游的缅怀之情,“雅集”在现实层面和精神维度上均是其重要的书写题材。

《惠荫园秋禊图》 右起第一排第一人钱仲联,第三人范烟桥,第五人陈石遗;左起第三人金松岑,第七人王蘧常,第八人张大千,第十一人为谢玉岑.

 《惠荫园秋禊图(合影)》考释的缘起  邹绵绵

  十年前,我应常州谢建新先生委托,要我就他刚刚检得其祖父谢玉岑(1899-1935)遗物两帧“老照片”中的人事撰文考释。由于照片物主谢玉岑的英年早逝(终年仅36岁),两帧照片中的人事去今将近七十年了。说到对两帧“老照片”的考释,有必要先对照片物主谢玉岑其人作些简要的介绍:谢玉岑,名觐虞,1932年春悼亡之后自号孤鸾,江苏常州人,是当代书画家、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的胞兄。工诗文、书法、能画,尤精于词,负“江南才子”之誉。平生好交游,且“爱朋友若性命”(夏承焘语)。生前与诗人吴江金松岑有着师生之谊,同辈中在文苑中与词学家夏承焘交契最厚,在艺林中与画家张大千情谊最深。两帧“老照片”中的一帧就是由知名摄影家郎静山拍摄的他与民国时期上海画坛名家张善孖、黄宾虹、郑午昌、贺天健、王个簃、俞剑华等二十五位艺友的合影。另一帧即是他当年应金松岑之招,赴吴门参与惠荫园秋禊,拍摄于苏州城内南显子巷惠荫园的《惠荫园秋禊图》(由陈衍题署)。
  
要考释《惠荫园秋禊图》中的人事及其背景,当时除了已知合影中的谢玉岑,和画家张大千两人之外,惟一可参考的文献是《谢玉岑诗词集·孤鸾词》 中谢氏的《一萼红》一阕,词曰:
  中秋前三日,吴门惠荫园秋禊。会者石遗、松岑两丈、纕蘅、大千、石渠、瑗仲、梦苕凡二十八人,用白石韵。
  水堂阴,倚云根岸帻、露粟映斜簪。旅雁传声,山蛾敛黛,秋色何事冥沉?人意共、清商早换,聆高唱、暂寂雨中禽。(石遗酒后高歌) 池馆风流,河山尘壒,呼唤登临。还说东南宾主,自渡江烽火,节序惊心。万感吴钩,五噫梁咏,过时人物追寻。称(去声)湔祓、乱离情绪,好壶觞、一醉贱黄金。知否兰亭图就,画浅愁深?(大千居士有图)
  因该词序中记称:“中秋前三日,吴门惠荫园秋禊。会者石遗(陈衍)、松岑(金天羽)两丈、纕蘅(曹经沅)、大千(张爰)、石渠(蒋庭曜)、瑗仲(王蘧常)、梦苕(钱仲联)凡二十八人,用白石(姜夔)韵。”从中可知梦苕翁钱仲联先生是参与秋禊活动者之一,而且也许是合影中唯一一位健在者,所以要完成这项被我称之为“抢救性的工作”,只有请求这位硕果仅存且时年九十有四的钱仲老的赐教和帮助指认了。
  当时幸亏黄恽先生的帮助,由他通过当时正随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攻读博士后的季蒙博士,才将“秋禊图”照片呈于钱先生处。当时钱先生虽年事已高,但他借助了放大镜便将合影中的“石遗(陈衍)、松岑(金天羽)、瑗仲(王蘧常)及梦苕(钱仲联)”四人一一指认出,并且确定这次秋禊活动时间是农历癸酉年的“中秋前三日”,即公元1933年10月1日。这便为考释提供了堪称权威性的依据,才使得拙撰《〈惠荫园秋禊图〉考略》得以完成,并被收入《谢玉岑百年纪念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8月版)。

 

《惠荫园秋禊图(合影)》相关资料的新发现

  数年后,友人黄恽在旧(民国)报纸中,无意中获得了些有关惠荫秋禊雅集的资料,随手写在他的博客上,其中写道:“1933年9月底,金松岑鉴于金风送爽,玉露霏凉,拟仿右军兰亭故事,举行一次修褉雅集,就折柬邀请在苏同文诗友,于10月1日(是年中秋前三日)在惠荫园雅集。到者据我知道的,有天津大公报编辑曹纕蘅,画家张大千昆仲,江南二仲(王个簃、钱仲联),还有陈石遗、金松岑、郭竹书(诗人,苏炳文将军之秘书长)、吴元涤(苏中校长)、杨咏裳(吴县图书馆长)、屈伯刚(诗人)、范烟桥、徐沄秋、谢玉岑、汪巳文等,再加上在《大光明》写文章署名靡靡、和梅芬的。照片中有28人(里面有两小孩),如果算上摄影者,则参加雅集的应该是29人。这里要说明一下,过去摄影一般没有自拍,即摄影人不能入照,不过,当时掌握摄影技能的不多,很可能是请的外界开业的摄影师,则摄影师虽参加雅集,却难说是同道中人,不过照片里面还有两个小孩,大概是与会者从家里带来,如果小孩可以算入总人数,则摄影师似亦应计入,如均排除在外的话,照片中人是28人,正式雅集人员只能算26人。”所述堪为拙撰《〈惠荫园秋禊图〉考略》增补了参与这次修褉活动者,如“郭竹书、吴元涤、杨咏裳、屈伯刚、范烟桥、徐沄秋、汪巳文”,尽管其中也许系笔误所致,将“江南二仲”中的王蘧常(瑗仲),误作王个簃(启之);“画家张大千昆仲”把张善孖也误为与会者。但是它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惠荫园秋禊雅集的人事背景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最近,因读到了范烟桥先生的《惠荫秋禊记》,作者作为这次雅集的亲历者,他的这篇记述文章可以说是为我们了解当年惠荫园秋禊活动提供了大可参考、采撷的第一手资料。在这里把文章中主要内容摘引如下:
  癸酉中秋前三日,国学会友集于吴下惠荫花园,秋禊也。陈石遗、金鹤望两诗人各携文孙至。而张大千、谢玉岑、曹纕蘅辈,俱自海上来。……饮于渔舫,前池后河,然俱不可钓,渔之名非实焉。酒数巡,石遗老人抗喉歌辛稼轩 《永遇乐》词,虽不协律,而苍凉悲壮,所谓放歌者近是。继之而歌者,有郭竹书之《道情》,屈伯刚之《惨睹》,杨蓉裳之 《琴挑》,汪谦父之《佛曲》,杂然以起,与风雨萧疏,木叶瑟落相应。席终,鹤望师请大千作图,而自任撰文以记之。与者题咏其上,成文苑掌故,盛事也。
  从中首先可以明白这次雅集活动的与会者是以“国学会”会友为主,这为考察和了解这次活动的社会背景提供了方向。“陈石遗、金鹤望两诗人各携文孙至。”可以解释照片中因何会有两位孩童之疑惑;“饮于渔舫”,可知秋禊活动中午聚餐是在园内的“渔舫”,并且还了解到这一景观的方位,它可有助于今天对于园林保护、修复作为参考;“酒数巡,石遗老人抗喉歌辛稼轩《永遇乐》词,虽不协律,而苍凉悲壮,所谓放歌者近是。”了解到作为这次集会的领衔人物陈石遗(1856-1937)的“抗喉歌辛稼轩《永遇乐》词”便是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稼轩)的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更为考察和了解这次活动的社会背景提供了重要信息,也明白了之所以谢玉岑在词中会有“石遗酒后高歌”夹注,并由此开始词作的内容完全与“高歌”的主旨相连。

  惠荫秋禊雅集的社会背景

  鉴于上述,首先要说到苏州“国学会”。说到“国学会”的成立,又必须从著名学者章太炎说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章太炎对当局的不抵抗异常悲愤。如同年10月5日他在《与孙思昉论时事书》中指出:“奉(天)、吉(林)固不可恢复,而宣战不得不亟。虽知其必败,败而失之,较之双手奉送,犹为有人格也。”表明了他的抗日主张。同年,在苏州的李根源、张一麐、陈石遗、金松岑几位主张抗日的学者在苏州发起讲学,遂请当时自北归南寓居在上海的章太炎来苏讲学,他应赴苏州讲学二月。1932年1月,章氏与马相伯等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通电政府“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至“一·二八”凇沪抗战,他又撰文《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高度评价了十九路军抗日御敌的泣血壮举。之后,又北上京津,分别与段祺瑞、张学良、吴佩孚等商讨时局,坚持“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不战则无路,惟坐以待亡”。他还往燕大、北师大演讲,反复强调“行己有耻,博学于文”,鼓励学生学以致用,号召青年洞察目前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的演进,以拯救国家的危亡。同时还建议当地学者学习明末顾炎武组织读经会结集同志的办法来组织学会。1933年1月,在苏州的学者李根源、陈石遗、金松岑根据章太炎的建议在苏州成立“国学会”,并创刊了由陈石遗主纂的《国学商兑》会刊,由章炳麟(太炎)题签(见图二)。章太炎名列会籍,并撰《国学会会刊宣言》,在此其中他一再勉励学人要学范仲淹倡导的“以名节厉俗”,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顾炎武倡言的“行己有耻”,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此来挽救衰败的国家和使民族文化不致中断。这些便是当年苏州“国学会”成立的背景。也可以说是“石遗酒后高歌”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以歌颂词人抗敌救国决心的背景。
  了解了上述这些,再回观词人谢玉岑的《一萼红》词。我在《〈惠荫园秋禊图〉考略》中就写道:“《惠荫园秋禊图》(合影)摄于农历癸西中秋前三日,即公元1933年10月1日。早此一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继而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迨1933年初,蒋介石为加强独裁统治,发起了新生活运动,鼓吹‘发扬四维八德’,对日军不抵抗,而对中共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当时国家正处于危难之时,加上词人已成‘孤鸾’,他参与集会时正值国事、家事俱遭不幸之际。因此,词中仅上半阕的前段描写了惠荫园的景致和会者在活动中的一些举止情状。从‘石遗酒后高歌’夹注之后的‘池馆风流,河山尘壒,呼唤登临’中可知,词人由景而生情(当时不知“高歌”内容),引发了他对国家政治不清明,时局不安的感慨和联想。遂借历史上宋室南渡,士大夫互为宾主宴饮,而山河变异;联想到在古诗文中寓意为国事参与武装斗争的‘吴钩’;后汉梁鸿的《五噫歌》(歌中不满最高统治者宫室崔嵬,人民劬劳而有所讽刺),并对这一类往昔人物深表思慕、向往。又因词人在当时所见现实环境中缺少这样的人士,而只能向‘过时’追寻了。又秋禊集会虽可比为晋王羲之等兰亭修祓禊之礼,大千居士也有图记之,以效学兰亭故事。但是,词人认为绘画毕竟只能表现一时形象,内容毕竟有限。与集会诸人的丰富思想感情相比,难免有浅的感觉了。”这些与“石遗酒后高歌”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的主旨也应该是相合的。纵观以上这些,它堪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和认识《惠荫园秋禊图》当时社会背景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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