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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谁人不识君:谢稚柳与张大千 熊炜

笔者按:张大千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绘画大师。在他一生里,留给了人们太多难以破解又耐人寻味的谜题;也正因如此,令他的人生成为后世津津乐道、又探寻不止的焦点。不过谈起张大千,则不得不提到我国的另一位大书画家,他是张大千口中嘤嘤而呼的“小弟”,亦是能与其笔来墨往、词唱诗和的知己。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谢稚柳(1910—1997年),原名稚,字稚柳,以字行;晚号壮暮翁,斋名鱼饮溪堂、杜斋、烟江楼、苦篁斋等。江苏常州人。儿时受教于江南学者钱名山,十九岁时倾心陈老莲画风。其后直溯宋元,取法李成、范宽、董源、巨然、燕文贵、徐熙、黄筌及元人墨竹,并赴敦煌研究壁画。著有《水墨画》、《鉴余杂稿》等。出版有《谢稚柳画集》、《谢稚柳·陈佩秋画集》等。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顾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张大千(1899年—1983年),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下里巴人等,斋名大风堂,四川内江人。我国著名绘画大师,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早期专心研习古人书画,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张大千(前排中)与谢稚柳(前排左)、陈巨来(前排右)等友人合影(摄于1948年)


 

既是挚友的幼弟,张大千自然也将谢稚柳当做弟弟看待,亲热地称他为“柳弟”。此后,二人常相聚晤谈,畅言艺事;而谢稚柳也在与张大千的频繁交往中,开阔了不小的眼界,大大提升了艺术的修养。

 

1934年夏,谢稚柳与张大千同游黄山。行至一处名胜——“鲫鱼背”时,见有人爬行而过;张大千说此处甚险,还是不过为妙。孰料,正当谢稚柳犹豫之际,张大千却已翩然捷足而逾。谢稚柳自然不甘落后,也轻松走过。正此时,他们巧遇了率学生游览黄山的徐悲鸿。张大千与徐悲鸿旧识;于是,经张氏引荐,谢稚柳与徐悲鸿也相识了。翌日,三人再度相约同登鲫鱼背,共觞雅聚。至40年后,谢稚柳犹忆起当年黄山壮游的情形,将它记录在了《苦篁斋落墨山水并序》中,并赋诗一首曰:


 

天风吹袂鲫鱼背,迎客蓬莱不遇仙。
千峰百嶂阅太古,触雾凌云已少年。


 

艺坛结缘,此情此景,高山仰止,不禁令人欣羡。

《临赵孟俯秋林载酒图》 1947年作(谢稚柳跋)

此幅《临赵孟頫秋林载酒图》作于1947年春的北平颐和园。 之前一年多时间里,张大千在北平陆陆续续购得不少五代、两宋及元代的名迹,使其在画史中尽情吸收古人笔墨的养份。此画在用笔上,不论山石枝干、松针夹叶、屋宇舟船、流泉波纹都尽显南宋院体遗风,隽秀而劲挺。画中高士、童仆数人,神情闲雅,线条流畅,称得上是张大千中年时期的代表佳作。谢稚柳在观此画后,于1984年为此画题跋,不仅是对张大千精湛画艺的崇赞,亦足显二人之深厚友情。


 

1935年,谢玉岑病重,离开上海返家乡常州养病,谢稚柳一直陪侍在侧;此时的张大千也迁居至苏州网师园,但每隔旬日亦会前往探视。病榻前,三人仍谈诗论画,交流趣事,甚为相得。而每番探望,张大千也必挥墨作画以馈挚友。谢玉岑喜食水果,但病笃已不可进食,故张大千常画水果相慰。虽疾病缠身,可谢玉岑却也乐享这段与亲友们的欢愉时光。只可惜,美好总是短暂的,是年3月18日,谢玉岑不幸病逝,终年37岁。谢玉岑临终前以爱弟相托,大千时言:“你我交情如同胞手足,你的弟兄就是我的弟兄。稚柳有兴趣学画,我一定尽我所知指点他,不必列名于‘大风堂’;手足之情,不更胜于师弟之谊?”而张大千此后也果然履行了对挚友的承诺。

谢稚柳的兄长、著名词人、书画家谢玉岑(1899—1935年)


 

谢玉岑去世后,谢稚柳与张大千的交往更形紧密。

 

1936年1月,应张大千之邀,谢稚柳往网师园小住。期间张大千作《黄水仙花》一幅以赠,并题诗曰:


 

黄水仙花最有情,宾筵谈笑记犹真。

剧怜月暗风凄候,赏花犹有素心人。


 

谢玉岑在世时曾为张大千另一幅黄水仙花题写绝句,而这件为谢稚柳复作的《黄水仙花》,乃是以此萦怀故友也。

 

谢稚柳 《槲树啼猿图》 1947年作

张大千于1964年为谢稚柳旧作《槲树啼猿》题诗:“别来岁岁滋烟尘,画里啼猿怨未申。天下英雄君与操,三分割据又何人。”在张大千心中,谢稚柳是少有的能与自己在画艺上颉颃雁行,并驾齐驱的画家。这不仅是对谢稚柳艺术的高度赞赏;也足见两人情谊之深厚,非同一般。


 

1937年春,在南京参加完第二届全国美展的开幕式后,张大千与谢稚柳、方介堪、黄君璧、于非闇等好友相约,乘兴同游了夙慕已久的雁荡山。诸公徜徉于奇山异水间,流连了数日,又合作《雁荡大龙湫图》一幅。其时诸人皆无印在身,方介堪乃急就了一章,曰“东西南北之人”,钤于画上(张大千曾在同年另作《雁荡西石梁瀑布》的题跋中记述此事,写及同游各人皆来自不同地区,“蓬莱于非闇、南海黄君璧、武进谢稚柳、永嘉方介堪”,而自己则是四川人,故曰“东西南北之人”)。今时今日,诸公早已风逝云消,惟当年于铁城嶂前一照尚存,却也是艺坛一段颇为人称道的佳话。
 

1937年,张大千(左四)、方介堪(右四)、于非闇(右三)、黄君璧(右二)、谢稚柳(右一)等友人同游雁荡山合影


 

此处插叙一旧闻:张大千曾以所藏清代金农之《风雨归舟图》换回了徐悲鸿旧藏的传世之宝——五代董源《溪岸图》。这其中据说也是谢稚柳为二人牵线搭桥,当了一回“红娘”——

董源(传) 《溪岸图》 五代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1938年秋,徐悲鸿随中央大学客居重庆,适巧谢稚柳亦西迁在重庆居住;而张大千为避日方委职,则隐居在不远的青城山。当听说徐悲鸿来到重庆,张大千立马便赶来了。三人再度相聚,清游谈艺,击掌言欢,一诉阔别之情。

 

徐悲鸿有两件宝贝:一件是《八十七神仙卷》(1937年从一德籍人士手中购得);而另一件则是五代董源的巨帧山水——《溪岸图》,徐悲鸿得之于广西阳朔,十分得珍爱,视之为“天下第一北苑”。张大千听说后,也非常想得到《溪岸图》,可不好意思直接跟徐悲鸿说。于是,他找到谢稚柳,请谢来当“红娘”,为其斡旋;谢稚柳也欣然领命。果然,经谢稚柳的牵线,徐悲鸿大度地将《溪岸图》交由张大千带回了四川。自此,《溪岸图》一直被保存在张大千处。一晃几年过去,1944 年徐悲鸿又同意张大千的请求,将《溪岸图》与张大千收藏的一幅清代金农的《风雨归舟图》作了交换。最终,两人各偿所愿,皆大欢喜,这之中不得不说应有谢稚柳从中斡旋的功劳。

金农 《风雨归舟图》 清代 现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

徐悲鸿曾于1950年为《风雨归舟图》题写跋文,也记载了与张大千易画之事,并对此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写道:“此乃中国古画中奇迹之一,平生所见若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宋人《雪景》、周东邨《北溟图》,与此幅可谓现世界所存在中国山水画中四支柱......1938年秋,大千由桂林挟吾巨帧去。1944春,吾居重庆,大千知吾爱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遂托目寒(张目寒)赠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画品为重,不计名字也。”


 

不过,若说到谢稚柳与张大千的种种交往,最为人熟知的,则莫过于二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敦煌的那段往事——


 

1941年3月,张大千携家眷及学生数人抵赴敦煌莫高窟。
  

同年秋,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也正在西行视察的途中。在得知张大千的行踪后,他专程转赴敦煌,与张大千共度中秋。于右任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促动敦煌艺术之保护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而谢稚柳于1942年的敦煌之行也正是发源于此。


 

1942年,张大千几次去函促谢稚柳赴敦煌帮助他整理和研究莫高窟的相关资料。当时,谢稚柳正担任于右任秘书,且刚接受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的聘任,兼职艺术系的教授。接到来信后,谢稚柳得到了于右任的鼎力支持;而徐悲鸿也答应他的课可先由别人兼代;至此,谢稚柳如约只身赶赴敦煌。他在后来《敦煌艺术叙录旧序》中也写道:“1942年秋,予自重庆北游敦煌,观于右室,居此凡一载。”
 

谢稚柳著 《敦煌艺术叙录》


 

两位老友在漠北重逢,喜悦之情难以尽述。每日朝夕相处,共研敦煌艺术瑰宝。两人在敦煌一待就是整整一年多的光景,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所有石窟的编号工作,详细研究了每个石窟的形成年代、壁画样式和艺术风格;并将尺寸大小和名称都一一测量记录下来。张大千还完成了对敦煌276幅壁画的临摹工作。其中183幅由家人在解放后交由成都四川博物院代为保存;另有62幅则带到台湾,捐献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而谢稚柳此行的目的与张大千有所不同,非为临摹,纯为研究。他每日清晨即进窟测量记录,下午整理资料。日复一日,极为枯乏单调。唯有骑马疾驰乃是仅存的乐趣。谢稚柳回忆起这段日子曾有这样的描述:“冲风成阵,茎草不滋,黄沙弥望,广漠几千。既居久,无所取乐,常联十余骑驰骋其间,沙风如虎,半日曝野,面色成焦墨,引以为一乐。”


 

1943年年中,结束了敦煌壁画的考证和研究,谢稚柳和张大千结伴回到四川。张大千回到成都昭觉寺继续整理和完成未竟的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谢稚柳则回到重庆,遵张大千嘱托,整理和誊写20万字的《敦煌石室记》。不久,《敦煌石室记》及《敦煌艺术叙录》得以出版,这成为了我国早期研究敦煌艺术十分重要的学术著作;而此书也恰恰成了两位大师真挚友谊的宝贵见证。

1944年3月,张大千在日记中写道:“十二日,今日为三嫂生日,事多,尧未设供。午后君墨来。又得稚柳书云石室记即将抄毕。”记述了谢稚柳为张大千抄写《敦煌石室记》一事。


 

1949年张大千远走海外,期间辗转多国,最终在台湾定居;自此与谢稚柳天各一方。三十多年间,两人虽不曾相见,音信却未曾断绝。据高阳先生《梅丘生死摩耶梦》(中华书局 1988年版)书中记载,1964年,张大千旅居巴西时,曾用英国某地产黄牛的耳内毫毛制笔。这种毫毛,大约要2500头牛才能采集到一磅,可谓真正的“九牛一毛”。当年张大千也是托了人情、花了重金才好不容易弄来一磅,带到东京,请全日本最有名的两间制笔坊——玉川堂和喜屋负责督造,精挑洗选,才仅制得50支;笔杆上则刻“艺坛主盟”的字样,意即制笔用的是牛耳毫,执此笔者当然也如同“执牛耳”。一语双关,实显此笔之弥足珍贵。

“艺坛主盟”牛耳毫笔


 

笔制成后,张大千对此非常得意。但这笔既为“执牛耳”者,切不能留为己用的。于是,张大千将这些象征美好寓意的珍贵礼物分别赠给了他最珍视亦是自己认可的可配得上此笔的好友们。他送给了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台湾国军儒将黄达云、著名摄影家罗寄梅,也送了一对给多年的老友谢稚柳。可是,笔到国内时,正逢文革,这对笔就被封存在了上海博物馆。直到1974年,政策稍解,谢稚柳始才领回了这对大千相赠之物。阔别十年,谢稚柳心有感慨,特作了一首《张大千寄赠牛耳毫笔》诗,诗曰:


 

十年风腕雾双眸,万里思牵到雀头。

豪气何堪摇五岳,墨痕无奈舞长矛。

蛮笺放浪霞成绮,故服飘䬙海狎鸥。

休问巴山池上雨,白头去日苦方遒。


 

这确是谢稚柳的真情实感。与大千一别,期期数十载;如今得大千赠笔,睹物思人,念及过往恩情硕硕,怎教人不声涕俱下。在谢稚柳的心里,他总期待着能有与张大千再会的一日,只叫造化弄人,直至张大千去世,两人也再没有见上一面。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病逝,终年85岁。谢稚柳闻噩耗至,不禁悲从中来,赋《悼大千》七绝一首,曰:


 

应悔平生汗漫游,老亲乡土泪难收。
何时脉脉双溪水,并向金牛坝上流。


 

同月,谢稚柳又在上海主持“上海书画界悼念张大千大会”以及“张大千遗作展”,将昔年大千私赠的《荷花》、《泼彩山水》等佳作均一一展出,以寄对故友的哀思。此后,谢稚柳撰《巴山池上雨,相见已无期——悼念张大千》一文,分别在上海、香港刊登发表。

 

1997年6月1日,谢稚柳去世,两人数十年的情谊即成千古绝响。谢稚柳与张大千情同手足,在二人几乎萦绕一生的倾盖相交里,有太多的故事变成了传奇。雁荡山上猿啼鹤唳、莫高窟前万里飞沙、青城山中幽壑绝壁,此刻都化作过往烟云;而如今的我们或许只能在那些觥筹交错所留下的书画中,依稀捕捉他们谈诗论画的身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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